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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 黄泰岩: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
日期:2017-05-09
 



黄泰岩,山东招远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年会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常委以及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多年来,出版著作(独著、合著、主编)30多本;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450多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各种学术奖励20多次。

内容提要: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从实践经验中,我国已总结提升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学说难以指导中国新的实践,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为破解发展新难题,我国提出了由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和新政策等构成的用于指导中国新实践的新理论,并将该理论与十八大以前形成的理论进行系统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最后指出了新体系具有的理论价值、世界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 键 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新实践  新理论  新体系  理论价值


一、 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如下方向和原则:一是理论要来自实践,从而能够解释实践;二是新理论要能够指导新实践,破解发展新难题;三是新理论既要有中国特色,还要有世界价值。

自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任务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定的共识,主要有: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如洪银兴继承了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同时创新性地把生产力纳入研究对象。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总结提升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的产物,如大部分学者将发展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主线,逄锦聚将其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张宇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逻辑主线中,要更加突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容。顾海良认为应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探索为主体,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研究为主线。洪银兴则将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刘伟则将其确定为考察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洪银兴认为,将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获得成功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进行系统化,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刘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核心命题、主要任务、根本目的四个方面构建了理论体系。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内容。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大部分学者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以开放的视野汲取和借鉴中外理论成果的科学成分,但“必须摆正中外本末主次关系,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奉为主流和圭臬”,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同时,强调用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周文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能力,中国发展经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逄锦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才能逐渐为世界所重视、所接受。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例如,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什么是科学的理论?又如,为什么中国在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后强调经济理论的创新,要求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要求把实践经验系统化为经济学说,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中国贡献?本文力求在这些方面尝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二、 理论创新的中国发展实践

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自己的家乡德国前往英国,原因是要以当时最典型的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证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同样,今天我们构建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回归马克思,必须“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并通过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机制,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就是说,中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而是按照“北京共识”;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或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而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实现了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英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年均经济增长率最高是1770—1790年的2.31%,20世纪最高是60年代的3.54%,1970—2007年仅为2.73%;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1791—1820年为4.38%,1820—1860年为4.46%,1860—1913年为3.39%;日本1961—1973年实现高速增长,年均为8.78%,1974—1991年降为4.09%,1992—2015年仅为0.8%,出现失去的20年;韩国1963—1991年实现了年均9.57%的高速增长,但1992—2007年降为5.68%,2008—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3.11%。以上资料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我国1978—2015年则实现了长达38年的年均9%的快速增长。即使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仍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快速增长。这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描绘的未来社会所具有的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快经济增长的制度优越性。

第三,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通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使7亿多人口脱贫实现小康。根据麦迪森的计算,1820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远高于同年英国、日本和美国的5.2%、3.1%和1.8%。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但1840年我国遭受百年屈辱,到新中国成立,GDP占世界的比重已下降为不到5%。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使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发展起来,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5.5%,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伟大复兴如此之近。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成功的实践。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分支,有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日本作为后发达国家,依据其成功实践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经验中,理应孕育着并可以总结提升出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这里讲的“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名称概念,代表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

实际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中,已经总结和提炼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甚至在世界上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就使我们拥有了对中国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三、 新发展实践呼唤新理论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实现的成功发展还是阶段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实现。要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的发展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并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新的成功。

按照世界银行的国家分类标准,一国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低收入迈向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从中低收入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和从高收入迈向发达国家发展阶段。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都能够利用本国(地区)发展初期的廉价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等低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经济起飞,但通常在达到或接近中高收入门槛时,一部分国家或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或经济体行列,如日本、韩国等国家或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60—2008年间,先后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跨越。它们分别是: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则出现经济增长低速徘徊,甚至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没有及时进行发展战略的转型,出现宏观战略失误;二是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转型升级,出现中高端没进入、低端被挤出的产业“踏空”现象,产业投资大幅下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四是外贸增长模式没有及时转型,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五是收入分配没有实现公平公正,出现过大的收入差距;六是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经济转型受体制机制严重束缚。

从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潜在风险来看,我国已经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如产业结构仍处于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而且从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一是它们都属于人口和地域较小经济体,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跨越尚无先例;二是它们大都得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保护和支持,而中国相反却受到各种形式的遏制。因此,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面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难题,已有的经济理论难以给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1.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行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理论不能用于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违背,而且其它不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生产力层面,其他因素不考虑,仅仅就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这一点而言,即可以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无效的。在工业化现代化赶超进程中,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压缩式”的赶超发展。这不是因为后发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聪明,也不是因为后发国家政府比市场更聪明,而是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样,后发国家就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花些摸索的时间,少走些探索的弯路。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需要公有制经济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引导力,至少担当以下三方面的责任。一是熨平经济周期。在遇到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时对经济增长起到托底稳定作用,如2016年我国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同比仅增长2.5%,国有企业投资却增长了21.1%,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二是引领产业升级。我国经济增长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拓展新空间,增强新动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风险大、外部性强,政府引导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如“十二五”期间,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3%迅速上升到2015年的8%,拉动GDP增长约1.4个百分点,对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达到70%。三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大企业,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时间短,规模小,就需要国有企业担当此任。如我国内地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从1999年的4家增加到2016年的98家,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就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而言,仅仅以企业效率的高低评价其经济效益就有失公平了。实际上,日本、韩国等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阶段,国有企业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加的,这表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也需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发展经济学对破解我国发展新难题也已失效。发展经济学主要是解决一国从低收入阶段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最典型的代表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自己理论的指向性,刘易斯明确讲到:“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但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的转型: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需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四是从注重“引进来”、沿海开放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并重的全方位开放,需要把构建开放新体系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是从强调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面对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道路、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全面转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显示出了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忽视了创新。刘易斯初期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甚至假定技术不变,假定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把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二是强调非平衡发展战略。刘易斯开始忽略了农业的发展,费景汉、拉尼斯等虽然弥补了刘易斯的理论缺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农业的发展看作工业化的一个条件。三是没有强调绿色发展。为了促进发展,通常要求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然禀赋和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四是对外开放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短缺,主要强调“引进来”。五是收入分配突出对资本的分配,而把劳动收入尽可能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如刘易斯明确讲到,“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收入分配变得有利于储蓄阶级。”二元经济理论在中高收入阶段所表现出的理论缺陷,恰恰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其中一些理论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但就整体而言,它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等所说:“对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经济理论是不提供答案的,至多只提供部分答案而已。”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如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制度的变迁、资源环境的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平等更广泛也更重要的内容。忽视这些内容则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仅仅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GDP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分配的情况,也没有表明这个社会的福利体系怎样。另外一个弱点是其忽略了环境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速度固然重要,但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的优化更为重要,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显然,面对以上经济发展的历史难题,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远远不够了。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依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加以创新发展。一是形成新理论、新学说。我们党在丰富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已经总结提炼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用于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还需要依据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创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系统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从以往的重点突破转向了整体全面推进,从而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就不仅涉及经济总量问题,更多的还是结构问题。发展质量问题;不仅有经济问题,还要统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这就决定了指导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理论也要从个别理论转向系统理论,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四、 指导新发展实践的新理论体系

针对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面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难题,一方面需要对新发展阶段做出新的战略判断,以免出现重大战略误判;另一方面要依据新的战略判断提出引领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形成指导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新理论。

1.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其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二是产业结构迈上中高端;三是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五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是自主创新进入创新国家行列;七是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八是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收入分配。显然,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关注的问题与以往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因而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质的转变。这就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2.经济发展新理念。为了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我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求必须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针对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求把协调发展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资源环境达到或接近承受力上限,要求把绿色发展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求把开放发展作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求把共享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我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就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指导。

3.经济发展新动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由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这就意味着: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解放思想等创新。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体制转型国家而言,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来看,每一次重大改革决定的推出,都带来了5年左右的经济快速发展。1983—1988年间,1984年中央出台第一个改革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1996年间,1993年中央出台第二个改革决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2007年间,2003年中央出台第三个改革决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周期与发展周期高度吻合。同样,理论创新也是新阶段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麦肯锡2015年10月22日的报告明确指出:迄今,中国的大部分创新工作都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中国在渐进性创新方面成绩显著。但中国在“更具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成就有限,而更具有挑战性的创新是科学或工程的重大突破。由于缺乏这种突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而科技创新的加快推进,还有赖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技创新的观念、体制和机制。这一创新理论超越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把创新理论推上了新的高度。

4.经济发展新路径。知识经济的出现,超越了刘易斯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二元经济理论框架,形成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三元经济格局,这就需要构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以替代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的发展新路径,一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的互动,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走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5.经济发展新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方向,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整套经济政策框架。

把以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系统化为经济学说,就构成了引领我国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新理论体系,弥补了现有经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理论缺陷或不足,从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境界。

把党的十八大以前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以上新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体系,主要包括:一是研究对象,即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时代任务决定的研究对象是,既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即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通过研究生产力的运行规律发展生产力。二是逻辑主线,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定的逻辑主线是发展。三是理论框架,即围绕发展这一逻辑主线,分别从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速度、发展转型、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资源、发展环境和发展制度等方面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运行机理。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如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协调发展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和“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理论。二是包容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如创新理论既包含了熊彼特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等,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又超越了熊彼特把创新主要局限于微观领域即企业家创新,将宏观层面的创新,如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纳入到创新体系中;又如,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三元经济理论,就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包容和超越,也是对结构主义经济学、传统工业化理论、城市化理论的包容和超越。三是从中国成功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新的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就是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创新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统一在一起,拓展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体系的世界普遍价值在于:在理论上,一是创新性地构建了指导从中高收入国家转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理论,解决了世界上现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缺陷,形成了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整个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为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善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二是经济发展新理念、新动力、新路径、新政策等新理论,对已有经济理论的包容和超越,也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在实践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仍苦苦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摸索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指引,有助于引领它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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