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与分析

　　　　　　　　　　　　　　　　　　　　　　　　　　　　　　　　　　　　　　　　　　　　　　　　　　　 黄泰岩　 张培丽

内容摘要：本文对2011年我国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前10大热点，并参照2003-2010年的热点排名，阐述了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围绕着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这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特征揭示了2011年热点排名变化的主要特点，以及2011年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热点排名　　 经济理论研究进展　

一、2011年中国经济10大热点

2011年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的选取采用了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提供的2012－2013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20名杂志，然后依据二级学科平衡的需要，选择了作为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分析的13本统计样本期刊。由于其他杂志也刊有经济学的文章，为了保证覆盖面，我们又选择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各1本杂志作为统计样本期刊。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类期刊中的影响因子排名第二，但因其有经济学的栏目而被入选，其他三本都是所属类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期刊。最终形成了17本期刊，作为我们研究的统计样本期刊。与2010年的统计样刊期刊相比，2011年虽然有3本期刊发生变更，但基本保持了统计样本期刊的稳定性，具有年度的可比性。

对2011年在以上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不包括书评和会议报道等）共2014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的前10大热点问题，它们分别是：1、经济增长与发展；2、资本市场；3、三农；4、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5、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6、自主创新； 7、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8、货币政策；9、低碳经济； 10、区域经济发展。此外，排在第11-20位的热点问题分别是：11、公共经济；12、就业；13、企业成长； 14、资源经济；15、房地产；16、消费；17、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18、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19、财政体制；20、公司治理。

二、2011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变化

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开启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历史新征程。中国经济学自然要对这一决定中华民族未来是否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伟大工程做出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巨大推动作用。这就决定了2011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必然带有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突出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关注度创历史新高。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为基础。转向内生经济增长，就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拉动为主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直接刺激消费，而在于深层次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夯实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效果不明显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没有提升居民的收入信心和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4个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4个季度分别为54.5%、52.1%、50.3%、50.9%；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分别为：55.4%、55.3%、54.3%、55.3%。两大指数的下降和低位运行态势，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的直接反映。因此，学界对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在2003-2008年的热点排名中，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最高排在第10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上升到第6位和第5位，2011年再上升1位，排在第4位，这是自2003年该研究统计以来的最高位次。在研究内容上，一是从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劳动力流动和行业选择等方面研究了工资增长的影响因素，试图建立工资稳定增长的体制和机制；二是继续深化分析了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状，从结构调整、贸易扩张、政府主导、要素贡献等方面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为改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提供了思路；三是从社会资本、基础设施、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流动等方面揭示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为提高农民收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四是从农业增长、新型合作医疗、最低工资等角度提出了农村减贫的政策建议；五是探讨了行业垄断、财产性收入、金融发展、通货膨胀、对外开放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出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六是深化了幸福指数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收入分配理论体系。

第二，自主创新位次明显前移。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突出表现在：一是我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历史性任务需要不断提高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向产业链高端升级。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低，在国际产业链价值分配中我国企业获取的利润非常微薄。以苹果公司的ipad为例，中国组装工人仅仅能够获得全部售价的2%左右。二是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无论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支撑和引领。因此，学界对自主创新的研究，2006年首次进入热点排名前10位，2006年和2010年分别达到第8位，2011年再上升到第6位。在研究内容上，一是继续从国家层面探讨了构建创新型经济的途径和方法，主要包括发挥后发优势、充分运用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统筹国内外资源等；二是从组织学习、技术生态、创新文化、技术和知识外溢、集成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角度研究了自主创新的基本形式和内在机制，进一步深化了自主创新理论体系；三是考察了企业规模、金融发展、企业组织形式和要素市场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完善了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体制和机制；四是提出了包括校企合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挥政府研发投入引导作用、进行模仿创新等在内的企业创新路径，完善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体系。

第三，资源经济大幅跨越挺进前20名。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稳定的资源供给为保障。从2005年开始，资源经济问题进入中国经济研究的视野，当年排在第43位。2009年上升到第25位，2010年又退回到第35位，2011年一跃进入前20名，排在第14位。资源经济位次的大幅上升，是我国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资源供给严重短缺巨大矛盾的理论反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认为，中国完全有潜力再实现20-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必须解决能源匮乏和水资源短缺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同样认为，中国有潜力将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再延续20年，但必须确保资源能以合理价格的供应。资源的确已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巨大瓶颈，在我国人均GDP仅有5000美元左右的情况下，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7%左右，首次超过美国；铁矿石对外依赖度也已超过50%；假定《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确定的到2030年全国万元GDP用水量降到70立方米以下的目标得以实现，按照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30年我国对水资源的需求总量将达到10780亿立方米[2]，较国务院提出的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的红线，存在3000多亿立方米的缺口。在资源严重短缺的同时，我国的能耗水平却依然较高，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因此，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世纪难题。解决这一难题，是对中国学者的巨大智力考验。在研究内容上，一是探讨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石油、铁矿石、煤炭、电力和水资源等资源的需求总量与需求结构，将资源纳入经济发展的研究框架；二是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所有制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等对提高能源效率的影响，总结了经济增长过程中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初步形成了能源经济的理论分析框架；三是通过垄断性资源定价、政府与市场关系、人民币汇率对资源价格的影响，以及资源价格变化规律探讨了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为资源价格改革提供了思路。

第四，就业位次再回历史高位。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条件，这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通常情况下，随着产业的升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就业压力就会日趋增大。这就要求我国在向经济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转型与增加就业的关系，需要学界作出理论和政策的解释，甚至需要修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创新出中国特色的就业理论，并指导中国的实践。因此，自2004年以来，就业的位次基本保持在第20位左右，其中2004年、2007年和2009年位次最高，分别是第13、12和13位。2010年降至第18位，2011年再次回升至第12位。在研究内容上，一是从劳动力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视角深入探析用工荒问题，从理论上探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提前到来；二是从货币政策、资本驱动、外贸顺差、政府干预、跨国外包等视角，解释了中国高增长与低就业的形成机制，对我国的低就业率作出了理论解释；三是用信号传递的有效性、大学扩招和大学生就业能力分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为解决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四是从社会网络、资源、和创业动机等方面构建了创业问题的新分析框架，深化了创业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状况等为背景构建我国的和谐劳动关系，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房地产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经济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广大居民的安居乐业，而安居却成为目前我国社会最关注的民生问题，也是大多数居民面临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4个季度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认为房价高，难以承受的比例分别是74.4%、74.3%、75.6%和72.9% 。加之2011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这些措施对我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房地产价格、地方财政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学界对房地产问题的研究必然升温。2005年以来，房地产的最高位次为2008年的第24位，2009年降至第40位，2010年回升到27位，2011年迅速上升到第15位。在研究内容上，一是围绕消费决策、利率、城市化、税收、预期和货币政策等研究了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剖析了这些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机理；二是从租金房价比、房价收入比和居民支付能力等角度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是否过高做出判断，为房地产价格的合理回归提供标准；三是实证分析了限购和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六，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首次进入前20位。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必须要以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为前提。在国际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金融安全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金融日益深化的国际环境中，金融危机在国际间的蔓延速度更快，传染性更强，国际经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加明显，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格局重构，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都是对此最好的注解。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改革金融制度，完善金融体系，增强自身免疫力，构筑强有力的防火墙。二是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面临极大困难和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去年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45%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3.29%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可能大幅亏损或歇业。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仅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而且使民间借贷乱象浮出水面，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受到重大挑战。因此，学界对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的研究自2005年以来基本都排在30位以外，只有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下排位上升到第26位，2010年又下降到38位，2011年则强势跃升至第18位。在研究内容上，一是从金融危机预警指标、防范机制、风险衡量、机构间博弈、风险传导机制等方面，构建了金融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二是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角度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性和金融安全进行了测量和评价；三是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开放和主权货币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将金融安全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了国际金融体系。

2011年的中国经济研究热点，除以上突出变化外，还表现出了研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增长与发展、资本市场和三农排位前3的热点问题与2010年相比没有发生任何位次变化，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稳定特征，显示了学界对这三大问题的持续追踪研究。二是前10大热点与2010年完全一致，没有新热点闯入前10名，只是个别热点的位次发生变化。这既打破了以往各年前10大热点替换率为20-30%的变动规律，也终止了以往每年都有一个新热点闯入前10名，成为当年的年度符号的变动特征。三是排名第11-20位的热点替换率仅为30%，远远低于2010年的50%，更低于以往的各年份（2008年为70%、2009年为60%），改变了以往较高替换率的变动特征。

三、2011年经济研究热点的主要进展

相对于2010年的中国经济研究热点，2011年的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第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的主要进展。实现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切实推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进行了如下新的研究：（1）构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框架。一是确立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体系；二是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角度深入阐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机制；三是从价值创造、资本深化、最终需求等方面论证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抓手；四是从经济安全、人力资本产权、发展战略等角度分析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保障机制；五是构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评指标体系。（2）细化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是细化了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中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要素，着重探讨了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等深层次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二是依据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着重探讨了贸易深化和服务业贸易、金融发展和稳定、全球流动性等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改变与修正；三是将财税体制改革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财政分权、政府支出、最优税收规模、扩权强县改革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深化了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产能过剩、技术扩散、货币政策、资源价格、体制转轨、外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汇率变化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运用中国经济波动的现实发展和提升了经济周期理论。（4）将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着重探讨了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和儒家孝道等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繁荣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三农”问题研究的主要进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和农村的城镇化，我国就不可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围绕这一主线，学界对“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具体体现在：（1）全面摸底和评估“三农”问题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勾勒了“三农”领域在向经济强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三农”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方向和着力点进行了实践验证。主要内容：一是从动态变化、地区差距、耕地利用效率、要素配置、不同类型农户等角度，运用农户调查和数据修正等方法综合考察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二是从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农户土地流转的参与状况、准市民参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等角度考察了当前农地流转现状，以及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经营提供土地制度保障；三是从人才配置、与资源环境的适应性和循环农业等方面考察了农业发展的协调性；四是通过调查问卷等方式，从经济转型、贫困型农户、农户行为、社会资本、农村金融体制、家庭结构等层次全面分析农户融资需求和借贷行为，为提高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有效性提供理论支撑。（2）深化了农业经济组织的研究。主要从交易成本、潜在收益、规模经济、信贷可得性等方面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组织化和商业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3）针对极端天气频发和农产品市场结构的新变化，突出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一是从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气候变化、粮食生产收益等方面探讨了粮食产量的变化趋势，分析了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二是研究了外部冲击、国际粮食价格、流动性约束、市场竞争等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实证检验了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4）“三农”政策效应评估。从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政策等方面评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管理方式转变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5）深入求解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一是从城市化质量评价入手，积极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和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农民的城市融入度；二是从农民工政策、失地农民市民化和农民工组织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农民城市融入问题，切实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第三，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的主要进展。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核心任务就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向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进军。2011年学界围绕这一主题推进了以下研究：（1）构建和完善了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模式做出了理论阐释；二是从产业间互动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和制造业改造的内在机理、产业结构调整与要素的关系、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全面梳理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三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入时机进行了理论分析；四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与路径。（2）全方位衡量制造业和工业生产效率。一是从市场扭曲、资源配置、经济转型、基础设施、对外贸易、外包等方面分析了制造业和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二是对制造业和工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多方面的测度和评估。（3）从产业演化、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链、组织创新、集群风险等视角搭建了产业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专业市场、资本积累、垂直专业化、政府推动、财政支出、行政层级、交易费用、区位选择、对外开放等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了这些要素与产业集群形成的互动机理；二是以钢铁产业集聚等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产业最优集中度决定；三是从产业集聚的外溢效应、是否有利于国际化等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4）从区域间、城乡间和国际间三个层面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

（作者：黄泰岩：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培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