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任务不同，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严重束缚，因而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就成为时代主题，这时我国把改革置于统揽全局的位置，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为改革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二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确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发展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就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作为动力置于发展的框架之中，“以改革统揽全局”就转变为“以发展为主题”，从而使政治经济学表现为发展的经济学；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我国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进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进一步转化，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时代主题，“以发展为主题”就转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而政治经济学就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或创新经济学。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阶段。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侧重点从“以发展为主题”向“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揭示经济规律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变：一是研究技术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推进我国技术创新从跟随到并跑和领跑的跃升；二是研究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研究文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开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好自己的事，从而提出了政治经济学要揭示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规律的新任务，开辟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的新领域。

由于研究方法要服务于研究的问题和任务，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侧重点的变化和研究任务的深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随之不断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时代需要，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实践化，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一核心范畴，进一步强化了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

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发展贯穿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统一性。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划分为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个不同阶段，前者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后者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公平、更为安全的发展，但它们都可以用发展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二是用发展把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解成一个两阶段先后继起，但在逻辑上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研究落脚到发展上。一是从研究生产关系上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目的就是通过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二是从研究生产力上看，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互动发展，目的就是通过对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中国道路。

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将商品作为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叙述的逻辑起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就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表现为更加庞大的商品堆积。二是商品的价值实现都需要完成市场的“惊险跳跃”，因而在商品中就孕育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供求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就可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现实存在形式。三是商品是市场经济一般的细胞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把商品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市场经济，从而把商品形式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就使商品形式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形式。四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性。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发展、成熟的规律性，就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把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依靠人民，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成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经济学的服务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就是因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利益冲突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二是发展为了人民，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隐含了其私有制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全体人民最大利益的逻辑假定隐含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础。三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政治经济学必须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因而学术体系的逻辑假定必须体现发展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是人民的经济学，这就隐含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把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的主线，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例如，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就至少可以由以下方面构成：一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发展理念；二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始终坚持的发展制度；三是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坚持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的；四是把改革开放、自主创新，特别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动力；五是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互动作为发展道路；六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七是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八是坚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方式；九是坚持绿色低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十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相结合，运用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发展方法。

（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体系、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就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的成功都必然孕育着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爆发，并使英国成为最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经济学在这里诞生和发展，特别是在这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也随之转向美国。但是，由于美国和英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先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没有发生改变，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发生了地域上的转换，并不需要进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范式革命。以日本、德国等为代表的后发达国家，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任务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决定了其经济学不能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 Gers 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追赶美英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基础上，于1962年首次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日本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实现了“压缩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创立了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经济学，形成了经济成功发展的“东亚模式”。同样，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而德国尚处于落后农业国的情况下，为了推进德国的工业化，德国创立了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提出了德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政策主张。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的“中国奇迹”，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还表现为创立了“中国理论”，走出了“中国道路”，提出了“中国方案”。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形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话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做出了创新发展。一是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例如，提出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均有力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革命。二是对已有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创新发展，时代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例如，把安全提高到了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从而把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了更广泛、更深度的扩展；对我国“两弹一星”研发计划时的举国体制做出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其新的含义，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概念；对实体经济的内涵做出了扩展，提出要保持制造业的比重基本稳定，进一步突出了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进一步革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创新推上了新的高度，是中国经济学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