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与分析^[1]

黄泰岩＊

内容摘要：

本文对2013年我国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并参照2003-2012年的热点排名，分析了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名变化，揭示出2013年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围绕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所要求的四个“着力”，以及要形成的四个“新”这一主基调展开的，从而决定了2013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变化的十大特点，阐述了2013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进展，并指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热点排名　　 经济理论研究进展　

The Ran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Hot Points of China`s Economic Research in 2013

Taiyan Huang

一、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

2013年学术期刊统计样本的选取采用了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最新公布的2014－2015年CSSCI来源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20名杂志，然后依据二级学科平衡的需要，选择了作为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分析的13本统计样本期刊^[2]。由于其他杂志也刊有经济学的文章，为了保证覆盖面，我们又选择了其他4大类即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各自排名第一的期刊，组成了共17本统计样本期刊^[3]。2013年的17本样本期刊与2012年的样本期刊相比，仅有1本期刊出局。这样，在17本样本期刊中，有16本保持不变，一方面表明我国前20位杂志的学术地位比较稳固，其他杂志要有所突破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样本期刊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就保持了期刊统计样本的相对稳定性和与以往年度热点比较研究的可比性。

对2013年在以上17本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不包括书评和会议报道等）共1869篇按专题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前20大热点问题（见表1），它们分别是：1、经济增长与发展；2、三农；3、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4、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5、资本市场；6、货币政策；7、自主创新；8、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9、低碳经济； 10、公共经济。排在第11-20位的热点问题分别是：11、区域经济发展；12、消费；13、计量经济； 14、人民币汇率；15、公司治理；15、财政体制（并列）；15、企业成长（并列）；18、经济体制改革；19、民营经济与家族企业；20、社会保障。

表1 　2013年排名及与2012年排名相比的新变化

二、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

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原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要使我国经济再来10-20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重新构建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外部条件。为此，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2013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第一年，体现在经济学研究上，“十八大”提出的这四个“着力”和形成的四个“新”，就构成了2013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基调，从而决定了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的新特点，如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改革即公共经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热点的升温，体现了学界对“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的关注； “三农”和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等热点的升温，体现了学界对“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关注；企业成长、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热点的升温，体现了学界对“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的关注；人民币汇率等热点的升温，体现了学界对“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关注。具体表现在：

1、公共经济重回排名前10。改革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即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公共经济就是研究怎样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公共经济自2005年进入前10以来，连续五年保持在前10，2007年达到最高的第6位。2010年退出前10，2013年再次挺进前10，成为本年度唯一进入前10的新热点，打破了连续3年前10个热点不变的沉寂。这表明，“十八大”报告将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置于改革的核心位置，激发了学者们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古老话题的当代中国化研究。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转型还远没有完成，表现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职能定位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越位”严重。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国务院各部门目前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总数仍有1235项，而且在这些显性行政审批以外，还存在很多隐蔽性较强的隐性审批。这些种类繁多的行政审批事项，不仅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而且还增加了企业成本，抑制了市场活力，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政府公共服务有待加强与优化，“缺位”明显。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缺乏、环境恶化、安全事故频发、收入差距过大、假冒伪劣商品流行、物价虚高等问题的存在表明，政府在这些领域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三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的自我改革，动力不足。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是政府推动的对自我权力的精简与约束，特别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是政府的自我彻底革命，这就需要政府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气概。因此，从政府自身改起，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就成为新一届政府开门的第一件大事。学界对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升温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

2、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再创历史新高。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驱动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动力。当年小平同志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千千万万人的创业激情得以迸发，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今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掣肘，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成为人们的新期盼。自2003年以来，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热点一直位列高位，尤其是2006年以来排名一路走高，从第15位上升到2012年的第4位，2013年则再上新台阶，创历史新高。学界对收入分配热点关注度的持续升高，主要是因为：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要求。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需要学者们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和实践上的指导。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向扩大，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自动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当经济发展走到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再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拐点”时，就应适时地推出以缩小收入差距为价值取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看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如韩国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超过0.4；日本长期稳定在0.30-0.37之间；我国台湾地区1960年代以来始终保持在0.35以下。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墨西哥为0.531（1998），智利为0.571（2000），巴西为0.553（2001）。在马来西亚，有60%的移居国外者将“社会不公”列为他们离开的关键原因。二是构建消费增长长效机制的要求。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二元经济理论的逻辑，即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方式，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依靠投资不断扩大，确保经济高速增长。这就导致了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政府所得比重略升1.6个百分点，企业营业盈余年均增长18.02％。毫无疑问，低劳动力成本为我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导致严重产能过剩的今天，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更何况，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理应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因此，改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从而增强居民消费力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惟一选择。三是提高社会整体消费倾向的要求。据调查，我国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高达90%以上，高收入家庭消费率相对较低，城市和农村分别为57.9%和53.9%，均远远低于低收入家庭。^[4] 因此，改革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通过再分配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从而做到即使在居民整体收入增量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这是因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虽然有助于扩大消费促进增长，但工资的上涨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否则，很有可能在摆脱产能过剩“女妖”的同时，又遇上了增长乏力的“魔鬼”。在不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能源、原材料、环境等成本大幅提高的背景下，过快提高工资，带来的结果将可能不是企业转型升级，而是大量倒闭死亡。这样，居民收入提高就丧失了经济增长的支撑，成为无源之水。《2012中国经济时报小微企业生存状况调研组调查报告》披露，劳动力成本上升居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之首，这一比例高达69.6%。^[5] 　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是初次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的全面协调改革。

3、经济体制改革再次回归前20。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推出了四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视前三次改革，可以发现一个周期性的运动规律，即每个改革决定的推出，都会带来大约5年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但之后，新体制的活力和动力逐渐衰减，经济增长进入调整期直至跌入低谷，新的改革诉求又开始酝酿形成，这一变动周期大约为9-10年。按照改革的周期变动规律，2013年就是改革决定的酝酿、起草和出台之年，这就必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热点仅在2005年和2008年两次进入热点排名前20，其中，2005年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中国改革方向的重新反思和讨论增加，经济体制改革热点排在第16位；2008年则由于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回顾与展望，使其上升至历史最高位，排在第9位。2013年经济体制改革再次回归前20表明：上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完毕，我国又到了不改革就无法发展的历史节点。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稳增长需要促改革。按照我国9-10年的经济周期变动规律，从2009年进入谷底算起，到2013年通常5年的调整期应该结束，但我国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向好走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处在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这一轮改革与以往改革相比更加复杂、更加艰难，改革的红利还未显现。但是，稳增长从根本上还得靠改革，通过改革固本培元、增强经济发展元气。因此，2013年底我国公布改革决定后，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米歇尔·希尔弗斯坦（Michael J. Silverstein）就立即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乐观的预测。^[6] 二是经济转型需要制度创新。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的转型期，也是因经济转型而使经济增长面临严峻挑战的阵痛期，因为这是一个过去的发展方式已经失效而新的发展方式尚未建立起来的“空档期”。为了缩短这一阵痛期，就需要制度创新助产新的发展方式。只有建立起一整套促进、引导和保障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转型升级才能从外部强制转变成为强大的内生驱动，成为各个经济运行主体的自觉行动。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三是我国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一直严重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严重抑制了企业活力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单纯依靠扩张需求向改善供给的转变，就迫切需要推进政府改革，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企业活力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四是学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热点的研究升温，还在于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要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改革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不能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还需要理论先行，进行顶层设计。

4、“三农”问题回归排名第2。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就是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中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自2003年我们课题组开始统计热点排名以来，“三农”问题始终占据前三的位置，在取消农业税的2006年，甚至排在了首位，之后连续五年稳定在第三位。今年“三农”问题的研究升温表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具体表现在：一是城镇化是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按照我国城市化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达到70%，基本实现城市化。但是，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53.73%，要实现70%的发展目标，今后每年城镇化率至少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显然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的加速期。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城镇化发展均与经济高速增长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结束城镇化之前，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连续18年、29年和29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9.2%、9.6%和9%。由此看来，我国城镇化将带动我国经济保持近2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化也是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例如，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城市就需要建设新的住房，就需要提供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这方面的投资估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另据美国世界市场情报公司估计：2005-2009年，中国建筑业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未来20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预计还将吞噬全球40%的水泥和钢铁产量。^[7] 二是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进入城市要安居乐业,这就需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首要的是产业的城镇化，即产业在城镇的集聚，从而在城镇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民进入城镇，获得稳定的就业、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社会保障，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因此，只有推进城乡产业的一体化，用工业化的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用工业反哺农业，才能走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中国道路。由于我国需要转入城镇的农民数量巨大，这就决定了我国要构建的产业新体系，不仅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而且还要改造传统产业；不仅要发展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是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只有农村人口大批融入城镇，大多数农民放弃土地，才能实行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引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变。我国以往让农民到城市就业但不直接成为市民的半城市化道路，由于阻碍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导致农业生产难以规模化、机械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同时，由于农民离土不离乡，新农村建设也难以有效推进。

5、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位次再回高位。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就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003—2010年除个别年份外均排在第4位，但2011和2012年下降到第5位。2013年重回第4位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期遇到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具体体现在：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且缺乏核心技术支撑，急需寻求新的突破。2012年我国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并提出力争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15%。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较快发展，部分行业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但也出现了国内生产的无序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和国外对我国掀起频繁的“双反”活动。以光伏产业为例，根据德勤发布的《2013中国清洁技术行业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业产能达到40GW，实际出货量仅11.5GW。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该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环节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二是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缓慢，急需调整产业政策加以引导。突出表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高缓慢，仅从2004年的0.6%提高到2012年的0.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远低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提出的到2015年达到1.5%的水平。三是随着制造业成本优势的丧失，制造业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急需寻求价值链提升的方向，从而构建新的产业发展优势。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由于成本大幅上涨等原因连年下跌，已从2010年的6.79%下降到2013年的6.04%，这不仅导致一批中小企业死亡，而且一些大中型企业也面临倒闭风险。四是服务业的大发展急需理论和经验的引导。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预示着我国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就需要强化对服务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找出保持我国服务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有效路径。

6、企业成长再次进入前20。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国内经济运行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促进企业健康成长，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的首要课题。企业成长热点在2011年排位达到历史最高，位列第13位，2012年下降至第27位，2013年再次进入前20，排在第15位。这表明，在今天复杂、艰难、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企业是否能够做到“适者生存”，已经成为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快速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同时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环境等成本大幅上涨的双重夹击下，企业经营困难，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企业面临生死考验。对此，民营企业500强排名第一的沙钢董事长沈文荣都感慨道：我做了30多年企业，从没见过比今天更糟的局面，过去遇到经济形势不好，能知道三个月或者半年后就能回升，如今看不出低谷期是3年还是5年。大企业尚且如此，更可况大量中小企业。二是行业洗牌成为重要年度标志，对企业生存构成巨大压力。2013年的行业洗牌具有全面性和颠覆性的特点，不仅发生在餐饮业、运动品牌等传统行业，如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下降了约35%，上海市下降超过20%，甚至像宁波这类城市也都下降30%左右，而且风电、电商等新兴行业也在劫难逃，如2013年微信的迅速崛起，不仅对移动运营商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而且掀起了对阿里巴巴网购平台的争夺，引发了电商竞争的白热化。三是企业并购重组对企业成长提出新挑战。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3年底，中国参与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2619亿美元，创历史年度金额最高。跨境并购也成为并购的重要形式，到2013年底，跨境并购总金额达到964亿美元，创下自2008年（971亿美元）以来的年度并购交易最高记录。并购重组是企业成长重要形式，但在并购过程中也面临资源整合、文化整合等重重困难，尤其是跨境并购中，整合的难度更大，不乏大量失败的案例。因此，如何进行有效整合，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就成为当下企业成长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7、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重回前20。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惟一的途径就是竞争，而竞争的前提则是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地自由进出产业，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发展格局。因此，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程中，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的研究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03年以来，该热点除2007年、2009年和2012年跌出前20外，其他年份都在前20位，甚至2003年和2004年进入前10位，分别位列第6和第9。2013年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上升5位，排在第19位。这表明：虽然我国陆续推出和实施了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取消下放49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等一系列鼓励和扶持政策措施，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依然非常艰难，因而急需对其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使其在稳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热点排名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密切相关。当我们把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热点排名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时就会发现，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年份，学界对民营企业的关注度就会提高。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进入5年的通货紧缩，2003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期，2003年和2004年民营企业研究热点进入前10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至今又经历了5年的经济困难期，在这个历史节点上，2013年民营企业研究热点又出现大幅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即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这是因为，只有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活跃，才会有中国经济的全面启动和繁荣。这从私营企业开户数增长率的历史变化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1992年私营企业开户数开始出现一个高峰期，随后是5年的经济繁荣；2002年私营企业开户数又出现一个高峰，随后又是5年的经济繁荣。2013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到63%，中国经济新一轮的繁荣已见端倪。二是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急需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善。据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指数》显示，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和行业内无序竞争仍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其中51%的受访者认为融资难是民营企业成长的最大困境。综合企业环境、行业环境和宏观环境三大指标的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总指数得分仅为62.5分，其中宏观环境的得分仅为56.1分。对于经济危机下的政策扶持，仅30.7%的民营企业家认可利好作用。另外，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自评得分均值仅为6.09（10分制），其中，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占31.5%，是安全感缺失的最主要来源，还有10.7%的企业家认为，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甚至有33.3%的受访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8] 调查数据还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家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发展困境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松绑，成为目前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的关键。三是民营企业急需在转型期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美国《福布斯》网站2003年11月4日在总结“中国失去制造业优势的六点原因”时，将企业仍固守过时的经营模式放在第一位。表明中国企业要重塑竞争优势，必须转换传统的经营模式。同样，上海新沪商联合会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指数》显示，民营企业发展指数中的企业管理指标得分也仅为65.5分。因此，提升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是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8、消费排位创新高。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不仅指市场的供给主体，而且还包括市场的消费主体。激发市场消费主体的活力，就是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消费热点在2003年曾经进入前20位，位列第16，但随后退出。直到2009年，消费才再次进入前20，之后其位次不断前移，2013年较2012年再前进两位，居第11，为有史以来最高排位。消费热点排名的不断走高表明，在从以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向以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理论上消费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而实践上则是消费启而不动，增长乏力，如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上年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2013年同比又回落0.6个百分点，而且更值得深思的是，消费增长的乏力还是在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甚至有些年份超过GDP增长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收入增长与消费下降悖论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公共服务不到位带来的后顾之忧影响了居民消费增加。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很多应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也过度市场化了，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等。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在城乡家庭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食品（34.0%）、教育（11.5%）和医疗（10.6%）。居民在这些方面的刚性需求和潜在需求，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挤出了居民消费。二是消费环境不佳制约着消费增长。当前，由于产品结构与消费需求脱节、国内部分商品价格过高，以及产品和服务质量差等原因，导致国内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我国消费者从过去到国外买奢侈品，发展到现在到国外大量购买日用消费品；从过去主要是富裕阶层购买，发展到现在普通大众成为主流。2013年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额高达1200亿美元，旅游收支逆差为720亿美元，而2009年仅为40亿美元，短短4年，扩大了18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收支逆差国。^[9] 此外，海外代购也迅速发展。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达483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82.2%。^[10] 有专家预测，2013年中国海外代购交易规模将达744亿元，增速超过30%，2014年海外代购交易规模或将超千亿元。^[11] 这表明，当前优化居民消费环境比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更为重要。

9、人民币汇率回归高位。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热点曾经在2004年位列第10，达最高位次，此后大部分年份都未能进入前20名。2013年人民币汇率大幅上升7位表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成为当前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加速升值，使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日趋困难。据《进出口经理人》发布的《2013年外贸企业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影响企业出口的前三大因素是：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占比23%）、汇率波动（占比22%）和成本上升（占比21%），与2012年相比，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加突出。^[12] 深圳一达通发布的2013年《中小微外贸企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有20.09%的企业因为汇率波动而推掉订单；78.63%的企业主认为，人民币升值成为当前影响外贸尤其是出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3] 二是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迫切要求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2013年我国外汇储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3.8万亿美元。巨量的外汇储备导致由于外汇占款投放大量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减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是目前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一方面，外汇市场不断完善，交易品种逐渐增多，交易主体日益成熟，市场定价的意愿和可能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2013年已降至2.1%。四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跨境交易和结算系统趋于完善，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跨境贸易逐渐增多。2013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增加57%。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去年9月公布的调查显示，人民币交易在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比三年前已经增长了两倍多，位列交易最活跃货币的第九名。我国要完成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转变，就需要确立货币的国际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就需要首先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10、经济学研究热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依然继续。主要体现在：一是2013年仅有公共经济热点代替区域经济热点闯入前10，成为年度符号。这虽然打破了自2010年以来连续3年前10大热点没有改变的格局，但前10大热点的替换率仅为10%，是2003年以来最低的变动率。二是在前10大热点中，有5个热点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仅有三农、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分别上升一位，位次发生较大变化的只有资本市场一个热点。2013年资本市场排名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在于：资本市场表现持续低迷、IPO暂停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受限，以及资本市场改革没有出现新的亮点，这都直接导致资本市场趋向边缘化。三是排名第11-20位热点的替换率依然是40%，与前两年持平，保持了较低的变动水平。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变化之所以表现出稳定性的突出特点，主要是因为：一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或总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立足于这个最大国情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需要做出长期的持续性研究。二是从当前我国面临的改革与发展任务来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艰巨任务，如就改革的任务来看，到2020年才能完成本次改革决定提出的任务。三是从2013年中国经济研究的特点来看，虽然四个“着力”和形成的四个“新”，构成了2013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基调，但这只是完成近几年一直坚持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措施和途径。因此，在工作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每年改变的只是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工作重点。

三、2013年经济研究热点的主要进展

相对于2012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展，2013年学者们对前10大经济热点的理论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

第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1）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污染损害与环境管理、能源约束和刘易斯拐点等角度，探讨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二是从金融抑制和利率市场化、能源替代弹性、地方政府竞争、发展阶段转变、马克思发展观、发展惯性等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三是从房地产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新视角，分析了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四是重点考察了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经济转型的路径，完善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选择。（2）进一步深化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是从金融环境、金融发展、最优金融条件、货币结构等角度，拓展了宏观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二是从进口贸易结构、贸易制度变迁和出口技术结构等方面，强调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三是在继续分析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人口政策和劳动力结构等方面，探讨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四是从生产技术进步、R&D规模和机构等角度，进一步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五是从环境管制、金融发展、国有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考察了我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一步完善了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3）确立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一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产能过剩形成机制、资产短缺和储蓄率生命周期分布、动力转换、增长的内在机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回顾总结，概括了中国经济模式的突出特征；二是从金融抑制、财政政策、城市化等角度考察了对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寻求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从二元经济结构、能源价格上涨、环境约束、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经济环境不确定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模式运行的新约束条件；四是从城乡一体化、宏观政策抉择、对外贸易、外资引进、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组织创新、科教兴国、金融引擎、第三次工业革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视角，提出了完善中国经济模式的政策选择。（4）完善了经济周期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货币政策、政府支出、流动性冲击、外包、企业投资效率、金融摩擦、利率调节、金融中介、消费习惯、金融冲击、间歇性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了以上因素影响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为中国经济波动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二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趋同性实证检验，将国际因素纳入中国经济波动的分析框架；三是从宏观经济波动时点、劳动力无限供给、成本-收益比较等角度，归纳了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表现与特点，揭示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殊性，为熨平经济周期提供了政策解释。

第二，“三农”的主要研究进展。（1）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一是从金融服务、土地制度改革、空间溢出、城镇定居意愿、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国际贸易等角度，研究了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论证了“城”与“市”的关系，揭示了人口集聚的内在机制；二是从现代农业、城乡要素错配、资本密集型投资、城市化的经济效应等方面，探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城市化纳入整个经济系统进行研究，拓展了城市化研究的理论视野；三是从农民工留城意愿、迁移模式、就业稳定性、农民工权益维护、留守儿童等方面，揭示了影响农民工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深化了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理论研究，为解决“用工荒”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解释；四是从农民工自我雇佣、工作条件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考察了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主要因素，为增加农民工收入做出了理论解释；五是从城乡一体化、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改革等视角，进一步探索了我国新型城市化道路。（2）进一步深化了农村金融研究。一是从信贷约束、信用评级、农户融资渠道选择等方面，深化了农户借贷行为研究；二是从金融联结、土地金融供给、降低农村金融机构交易费用等新视角，提出了缓解农村金融约束的路径选择，设计了农村金融的创新模式；三是从公共财政补贴、农户互助等方面，考察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深化了农业保险保障农民收入的研究。（3）进一步深化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一是从妇女权利保障、农地投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民财产权等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二是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动态合作博弈、双轨制等方面，探讨了政府征收农村土地中的利益分配，为增加农民征地补偿，减少征地过程中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4）进一步深化了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一是从配置效率、生产效率、生产技术效率、农业技术效率等层面，全方位考察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二是从农户类型划分、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提出了塑造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新思路；三是从最优农业契约、农业产业链融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等角度，设计了新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四是从合作社的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契约安排、国外合作社发展经验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农业经济组织理论研究。（5）进一步完善了粮食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考察了农产品价格、种粮效益、财政支农、农民素质、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民收入等因素对农民种粮决策的影响，深化了确保粮食安全的动力机制研究；二是将农业FDI、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等影响粮食安全的国际因素，纳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理论分析，构建了开放型经济下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第三，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的主要研究进展。（1）完善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通过实证考察技术偏向、经济发展战略、工会、外资进入、偏向性效率改进、信贷融资约束、股权性质、国际贸易、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技术进步、政治关系、制度环境等因素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内在联系，解释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下降的原因，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二是从发展战略、技术选择、金融发展水平、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等角度，提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选择。（2）深化了收入差距理论研究。一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通过对基尼系数分解、城市家庭收入分布估计方法改进、基于间接洛伦兹曲线加总等，改进了基尼系数的测算方法，为准确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状况提供了适用性工具；二是从城镇化、通货膨胀、职位隔离、区域经济集中、性别歧视、国有企业垄断、异质性人力资本、地区专业化、财政分权、所有制结构变迁等方面，探讨了收入差距的成因，丰富和深化了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分析；三是从户籍歧视、二元经济结构、政府政策、土地市场化、城乡融合、服务业增长、路径依赖、财产性收入、城镇化、家庭创业、间接税归宿等视角，探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思路；四是从社会性支出、税收负担、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非正规就业、物价指数、碳税等视角，解释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五是从国民收入倍增规划、建立公平与效率协调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发挥个人所得税作用、维护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改革建议。（3）进一步完善了减贫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慢性贫困、重点国有林区贫困、山区贫困、贫困变动等不同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完善了对农村贫困状况的测度；二是通过考察农户经济作物收入、财政分权、农村非正规金融、政府救助、金融支持等因素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内在机制，丰富了造成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为找准减贫的政策着力点提供了思路。（4）深化了工资差距决定理论。从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就业稳定性、出口、国有经济等方面探讨了造成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对各领域存在的工资差距给出了新的理论解释。（5）将幸福感纳入收入差距评价体系。考察了收入、个人权益、住房改造、财富、收入预期、亲贫式支出等与幸福感的关系，将收入差距评价扩展到收入以外的多种要素，深化了收入差距评价体系研究。（6）实证验证了我国的收入流动性。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代际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等进行了实证考察，描绘了当前我国收入流动性的状况，为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政策工具。

第四，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主要研究进展。（1）深化了新型工业化的理论研究。一是从资源配置、金融集聚、贸易自由化、要素市场扭曲、所有权结构改革、产品替代性和人民币汇率等方面，分析了它们影响工业或制造业效率的内在机制，为提高工业企业效率提供了理论解释；二是从不确定技术变革、市场要素、组织要素等视角，考察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否已经丧失，并解释了成本上涨和利润增加并存的原因，为形成制造业发展新优势提供了思路；三是从产品内分工、微笑曲线、反向服务外包等方面，分析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方向，为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提供了理论解释。（2）深化了服务业研究。一是从国际比较、服务业生产率、投资效率等方面，考察了当前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并从汇率制度、进入管制等方面解释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二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服务业比率时序稳定性和利润率差异，测算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并从政府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素市场扭曲、行业效应等方面，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因素，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3）深化了产业集群研究。一是从劳动生产率、企业间商业信用等方面，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证明了发展产业集聚的方向是正确的；二是从流通成本、城镇化、空间外部性、技术扩散、市场规模、企业行为转型等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为促进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4）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政府补贴、成本倒逼、产业转移、货币政策、对外贸易、新型城镇化、技术创新、贸易开放、垂直专业化分工、税收、价格操控、国际金融危机、区域市场分割、地方政府行为、国有企业垄断、环境规制等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深化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产业升级目标、产业升级时机选择、产业升级动力、产业升级障碍等层面，全面分析了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完善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地方政府引领、推进制度创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5）初步建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析框架。通过重点考察政府创新基金投向、产业生态系统、政府补贴方式等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提出了阶梯式发展、适应市场需求发展等发展思路。

第五，资本市场的主要研究进展。（1）综合考察了资本市场效率。一是从信息发布者、内幕消息、政治关联、噪声交易、潜规则等方面，深化了资本市场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二是从前瞻性信息、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等信息不对称因素，考察了资本市场效率，增加了审视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新视角；三是从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股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分析角度，实证考察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将机构独立性纳入资本市场效率的分析框架。（2）探讨了IPO的时机选择。从新股回报率、首日汇报、定价效率、行业效应等方面考察了我国IPO市场表现，探讨了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定价、询价制度、机构投资者报价行为、会计信息质量、价格管制等对IPO市场表现的影响，给出了IPO时机选择的政策建议。（3）深化了资本市场风险研究。从股票价格波动、系统性风险、股价崩盘、噪声交易风险等方面，分析了当前资本市场存在的各种风险及其形成机制，为我国有效控制资本市场风险提供了理论解释。（4）完善了资本定价理论。通过实证考察奈特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信息质量、中央银行沟通、人民币汇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对非流动资产、可转换债、股票、复杂衍生品，以及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进行了经验检验。（5）深化了投资者保护理论。从制度经济学、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政治关联、媒体监督、声誉共同体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政策建议。

第六，货币政策的主要研究进展。（1）进一步完善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通过与M2、信贷规模等比较，重点考察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拓展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二是从总量融资结构、银行治理、银行资本约束等方面，考察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深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三是从货币政策超调、企业资产负债表等方面，实证考察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分析了信贷市场扭曲、预期异质性、泰勒规则、资本市场开放等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制，深化了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研究；四是通过考察流动性、资产价格波动的隐含信息、美国利率政策、偏向性技术变迁等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进一步细化了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五是从货币政策工具选取、货币政策目标、最优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改进的政策建议。（2）进一步完善了通货膨胀研究的理论框架。一是从CPI权重调整、改进CPI编制和数据发布、纳入住房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入手，对通货膨胀指数进行了改进与修正，使其更符合我国的实际；二是从CPI与PPI的传导、资本轮动、行业潮涌和二元劳动力结构等视角，揭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三是通过分析贸易开放、地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部门间工资、人民币汇率传递、行业进口价格、货币供应量、人口年龄结构等要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拓展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分析；四是从存款准备金率、铸币税、居民幸福感等方面，估计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福利成本；五是基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控制货币供应量、通过汇率政策和信贷政策搭配等，提出了防范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第七，自主创新的主要研究进展。（1）扩展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将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知识产权保护、所得税改革、财政补贴、财务政策、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新要素，纳入企业自主创新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以上各因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为完善企业自主创新体制机制拓展了思路。（2）完善了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通过测量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技术复杂度等，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水平状况做出了较为科学的描述；二是从人民币汇率、网络基础设施、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拓展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3）进一步完善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评估体系。从产出、关联效应、行业市场进程、内部动力、后发分工地位升级、创新红利等指标，评估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绩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做出了新的判断。（4）进一步深化构建创新型国家理论研究。一是从促进企业R&D投资、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评价了政府R&D投入的创新效果，为进一步完善政府R&D投入提供了理论解释；二是在界定协同创新概念的基础上，从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多元互动等视角，考察了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为产、官、学、研、用协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三是通过比较利用自有资金和利用信贷资金的可行性，拓展了构建创新型国家的资金来源；四是从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区间、产业升级等方面，考察了自主创新能力演化路径和驱动因素，提出了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的新路径。

第八，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的主要研究进展。（1）深化了出口企业生产率研究。一是从出口质量、出口企业生存率、进口、企业盈利能力等方面，测度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二是从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出口密度差别、市场进入成本、政府行为等方面，解释了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为消除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提供了新思路。（2）深化了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从金融危机、融资成本、内外需平衡、扩大内需、工资上涨、贸易自由化、最低工资制度、外资进入速度、异质企业、出口退税结构等因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解释了我国出口贸易变动的内在原因和机制。（3）多角度测度了我国出口竞争力。从出口产品品质、出口产品价格、出口弹性、出口竞争新优势（包括技术含量、品牌价值、质量水平）等指标，对我国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多角度测评。（4）继续深化贸易摩擦研究。一是从社会网络、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反倾销等视角，深化了反倾销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为应对反倾销提供了新思路；二是考察了非正式贸易壁垒等贸易摩擦的微观形成机制，为减少贸易摩擦提供了政策解释。（5）深入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通过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原因、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了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途径和措施。

第九，低碳经济的主要研究进展。（1）进一步完善了低碳经济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企业环境责任的角度，对环境污染的原因做出了新解释，拓展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二是确定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权分配和最优排污费确定，从理论上设计了治理环境，减少污染的政策手段；三是测度了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考察了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的区域差异和影响机制，深入探讨了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和协调机制，将生态经济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深化了碳排放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能源使用、规模、工业结构、能源结构、要素禀赋、技术、环境规制、外资等多个维度，测评了我国碳减排效率，检验了碳减排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并预测了碳排放拐点和排放重点转移，为我国未来碳减排指明了方向；二是从经济增长阶段、环境管制、承接外包、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指标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拓展了减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3）深化了碳转移研究。从避难所区域效应、碳泄漏、内嵌碳成本、隐含碳核算等方面，对污染避难所做出了新的解释，并尝试估算了全球最优碳税，以解决由于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带来的碳转移问题。（4）探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措施。主要从地方财政支出、环境规制、文化非正式制度、低碳技术、碳金融等方面，拓展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政策选择。

第十，公共经济的主要研究进展。（1）深化了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研究。主要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准官员晋升、战略绩效管理与战略规划关系等视角，实证考察了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为优化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提供了理论解释。（2）拓展了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从企业寻租、土地征收、地区间策略互动、不完全信息等视角，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内在机制，为杜绝腐败提供了理论依据。（3）进一步深化了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从社会角色、个体异质性、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惩罚机制、地区间外溢、公共支出等方面，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完善了公共物品供应的理论分析框架。（4）进一步完善了公共服务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从公共服务增量供给、均等化、结构效应等方面，衡量了公共服务水平，探讨了公共服务的发展空间；二是从制度的顶层设计、模块化等角度，提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5）进一步完善公共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考察了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生产等产生的内在原因，为减少和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发生提供了思路；二是从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相结合、应急救援、社会风险等方面，设计了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制度框架。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有的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主要有：

1、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有待强化。经济学来源于最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今天经济学已经演化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下属众多的二级学科，研究领域日益广泛和细化，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即研究国家范围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的任务不能有任何的轻视，否则，就可能舍本求末，经济学大厦的根基就会不牢。但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来看，轻本现象还是较为突出，如英国女王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提出“为什么没能预测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发问就令英国经济学界汗颜。他们在回复女王的信中坦诚道：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没能从整体上理解系统的风险，也就是在金融风险的研究中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有的英国经济学家还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数学技术的过度偏好使经济学偏离了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把握。因此，经济学家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中国经济学研究过去重宏观轻微观、重整体轻局部、重理论轻技术的偏向的确严重存在，因而近些年来许多经济学人向重视微观经济问题、局部经济问题研究转变，以及在研究中广泛运用数学技术，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然而不幸的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需要尽早引起足够的警惕，以免重蹈西方经济学的覆辙。我们之所以如此警醒这一点，主要因为：一是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了全面、综合、协调、可持续的新阶段，因而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以及提出整体性的战略方案。有的看似是一个局部问题，或者是个别问题，但都需要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甚至更大的系统中加以认识和解决。例如，我国的经济发展，绝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问题，甚至也不全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美国为什么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也绝不仅仅是经济的较量，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文化的较量，是冲破普世价值观的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治好和预防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疾病”，不仅需要“专科医生”，而且还需要一批“全科医生”。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定型，这一方面要求我们的研究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和方向性，属于战略层面的问题，因而需要战略思维，而不仅仅是技术思维；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和体制总是处在不断改革变动中，这种制度和体制的不确定性，大大损害了模型和数学技术运用的有效性。

2、经济学研究的协同性有待加强。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已进入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发展上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而是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在改革上，也不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的综合改革。要完成全面建设和综合改革的历史任务，一是需要经济学人们要有更大的研究视野，将经济改革与发展不仅要置于经济系统中，而且还要置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系统中加以认识和把握，找出新时期、新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律；二是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推动交叉学科研究，比如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环境学等的协同研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回复英国女王的信中所要求的那样，经济学家需要具备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需要对心理学、哲学、体制结构和历史熟谙于心。因而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是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学研究中急切呼唤能够驾驭全局、熟悉多学科知识，并能加以整合运用的“大师”级人物，同时对大多数人而言，应该放弃个人英雄主义，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进行联合协同攻关。在当今世界，由于学科众多，知识爆炸，以及知识之间的错综复杂，成就“大师”级人物相当困难。因此，经济学研究就急需要建立起“互联网思维”。

3、虚体经济的研究要在与实体经济研究相结合中寻求突破。近些年来，我国的虚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学界对虚体经济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热度，如资本市场自2003年开始统计排名以来，一直排在前两位；商业银行最高排在第3位，多年排在前10。但是，虚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宝贵经验。在研究中，虚体经济问题研究虽然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但如果长期与实体经济研究脱节，就虚体经济谈虚体经济，就难以在虚体经济的自我框架中寻求理论上的突破，特别是当虚体经济领域中没有重大变革发生的时候，研究也就无法找到新的切入点，2013年资本市场、商业银行、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企业融资等虚体经济问题研究排名的集体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解决虚体经济问题就必须跳出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相结合，在二者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寻求理论热点和突破。

4、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复建设”仍有待改进。在梳理文献中我们发现，有的论文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论证上，当然在结论上都完全重复，虽然有点“英雄所见略同”，但如果偶尔出现，也属正常，常常发生，就是问题了。为了避免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复建设”,我在去年的热点分析论文中提出应该逐步要求每篇论文首先做文献回顾，表明论文的研究起点和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观点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研究规范。^[14] 但这种规范只能解决前后不同时期研究的“重复建设”，在同一时间要避免研究的“重复建设”，就需要学者们加大对论文选题视角的研究，以视角的“特、新”取胜，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集中度相当高，如前10个热点的论文数在所有论文中所占的比重2003年至2012年分别是32.74%、37.27%、51.48%、49.97%、55.31%、55.82%、51.53%、51.20%、52.58%、50.97%，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论文选题都集中在前10个热点上；前20个热点的论文数在所有论文中所占的比重2003年至2012年分别是46.20%、50.16%、70.11%、67.13%、73.31%、75.72%、70.59%、69.95%、72.49%、70.39%，也就是说，有70%以上的论文选题都集中在前20个热点上。热点问题研究的高集中度，更显出加强选题角度选择的重要性。

5、经济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反对“四风”是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将其落实到经济学研究中，最主要的就是反对“形式主义”。我们在梳理文献中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八股”、“洋八股”，用了巨大的篇幅、复杂的论证，说明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形式固然重要，但脱离了内容的形式，再完美也是形式主义。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在回复英国女王信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前沿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在研究中强化了不切实际的假设。二是在文献中还有不切实际的空话和大话。经济学的本质是致用之学，要经邦济世，因而应该倡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价值取向。

6、在研究方法上还需要加强经验研究方法的运用。虽然在改革上，我国所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在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成功进行了经济转型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有一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尤为珍贵。强化经验研究方法，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归纳出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规律，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避免误入歧途，将是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我国经历了60多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的市场化改革经验和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发展经验，为加大经验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领域，从中可以总结出改革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为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贡献中国经济学人的智慧。